张叔夜发动的京东西路的联合围剿梁山义军的行动在数天内就被卢俊义给粉碎了，梁山义军暂时也迎来了一个发展壮大和重新整顿规划的时期。
  整编俘虏、结构调整、基础建设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闲不下来的卢俊义想到了梁山义军挂起来的两个大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似乎这一年多除了攻打祝家庄为独龙岗除掉一害外，其他还没有做出太多让平民们刮目相看的事情。
  眼下就有一个根本上能让世人重新认识卢俊义的过程，但他却不愿意太大张旗鼓。对，就是暴力消除土地兼并，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井田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是的，太超前了，或者太激进了，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只是先从表皮入手，逐步消除土地兼并。
  综观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似乎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自耕农产生和消失的周期与广义上的王朝更迭周期大致吻合，换言之，就是土地兼并的周期与王朝更替的周期大致吻合。通过王朝末年的农民战争的打击，使大量的贵族、地主死亡或逃亡，农民占有了土地，从而造就了大量的新的自耕农。农民战争后建立的新王朝为了巩固统治，恢复发展生产，增加政府收入，于是承认农民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并采取轻徭薄赋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开始横征暴敛，地主、官僚、贵族大肆兼并土地，又使大批自耕农逐步沦为佃农。农民再次起义，被兼并的土地再次被夺回，再次造就出大量新的自耕农。因为自耕农是国家各种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大量破产，使国家丧失收入来源；土地兼并的膨胀导致地方豪强势力壮大，影响到中央集权的加强；土地兼并的膨胀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从而引发农民起义，危机王朝的统治。
  土地兼并也就是封建社会的资本积累。封建社会的通过土地生产积累土地的生产目的则很明显的不切实际，因为土地生产不出土地，实际上，兼并（或扩张）的土地的只有两种，一为通过拓荒获取的土地，二为别人的土地。荒地的多少取决于战乱的程度。如东汉末年及三国的混战，人口只剩十之二三，隋末农民大起义也使总人口只乘三分之一；战乱本身及人们为躲避战乱而逃难自然会产生大片荒地，从而为土地兼并提供了空间。
  荒地的开垦速度决定了此类土地兼并的利润。因此，各朝开朝之初都非常注重荒地的开垦，屯田也成为与抑土地兼并并列的贯穿整个封建史的两大土地思潮之一。因此，战乱导致的荒地越多，战后政治越稳定，促使开荒的措施越得当，荒地得到开发的也就越多，土地兼并的空间越大，利润也越高，经济越繁荣。这也就是战争给私有制带来的好处，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是在战后取得繁荣的经济因素。如西汉之文景之治，东汉之光武中兴，晋之太康之治，隋之开皇之治，唐之贞观之治，明之洪武之治，清之康乾盛世。
  但荒地是有限的，荒地开垦完了，此项利润也就没有了，从而只能转向夺取弱者土地的土地兼并，私有制的弊端也就开始真正暴露了。不管哪个朝代，最终兼并土地大多是官绅地主，“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许多官僚公然赁借政治特权，用“借荒”、“置牧”、“包佃”的名义占夺土地。与土地不断被兼并集中的同时，赋税的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作用也就更明显了。很多朝代，贵族官僚享有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特权，大地主占有的田地也十分才税二三，宋朝也是如此。因官僚增多和战争使税赋不断上升，而土地又不断被兼并集中在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贵族官僚及少纳租的大地主手中，这就使土地不断减少的小农的税赋双重上升，使农民失去土地，被迫逃亡。而政府却还要实行摊逃，把逃户的赋税分摊到未逃的农户身上，结果是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人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只有起来反抗，“所在群盗，半是逃户”，破产农民成为起义军的基本群众。
  如果再遇到什么天灾，那些未逃的农户也承担不了时，也会加入破产农民的行列，最典型的是明末时期，小冰川时代的连续几十年的旱灾，那个时期那个白衣飘飘风度翩翩的大才子钱谦益就是土地兼并的大地主，家有数万亩良田，东林党人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地主，政府不敢向他们这些士子官宦富绅收税，只能向本来就穷困潦倒的自耕农继续收，逼民造反不过如是。钱谦益这种道貌岸然的混蛋，自古不缺，宋朝更是比比皆是。登上东京朝堂上的官员谁家没有几万亩良田都要被人笑话。
  那些当了官有了权势的圣人门徒口不言利却在暗中强买良田甚至直接占夺良田，因为宋朝不抑兼并，所以宋朝土地兼并最为猛烈。卢俊义在后代看到宋朝有多么繁荣有多么好，来到北宋末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些圣人门徒只关心他们士大夫的利益，眼里从来没有贫民百姓，没有人关心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会沦落到何种田地。是那些士子们写史书，他们自然不会将不利于自己的现象写进史书，让后世发现都是他们的错。中国所有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当官的错，他们再怎么春秋笔法，也逃不掉历史的审判。
  但卢俊义不能不关心大部分贫民百姓，虽然他出身于大地主大富商家庭，但他前世却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阶级思想根深蒂固，让他有轻微的朱元璋之症，仇富心理甚重，仇官心理甚重，虽然他现在不缺钱也不缺权，那个时代二十多年的辛酸刻骨铭心，怎能忘记。
  翻看中国二十四史，埋藏在字里行间的都是官本位导致的一系列恶果，包括土地兼并，大部分朝代都是搞官绅不纳粮或者少纳粮来笼络争取士子的支持，这也是官本位的一个表现，搞土地兼并的主体都是官僚或者官僚背景的商人。卢俊义再狂妄也不敢一下子就挑战中国人错误的官本位思想，他不想走王莽的老路，改革还是缓缓而行吧。
  独龙岗附近大地主李应和扈成的田地加起来不过十几万亩，一则量少，二则因他们加入梁山，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暂时不动，李家庄和扈家庄的佃户们照常为李家和扈家耕作，李家和扈家平时交给官府多少，现在也交给梁山多少，同时平价向他们买粮食做军粮。
  祝家被灭后，他们一家的近二十万亩田地全数分成他的佃户，但是他们暂时并不算自耕农，算是梁山的佃户，只不过从原来的七成交租降低到了六成，同时宣布这是战时的制度，如果一旦梁山义军统一了天下，交租会降低到四成。同时梁山提供给这些佃户耕牛和农具，规定如果佃户自家有耕牛和农具，只需要交租五成，如果用梁山的则须缴纳六成，其中一成是耕牛和农具的租金。
  乘着张叔夜兵败，朝廷忙着诿过和选拔新剿匪将领的空闲时间内，梁山义军派出以连为级别的大扫荡活动。在南到济州、东到兖州曲阜、北到齐州的广大地区，那些素有恶名、鱼肉乡里的恶霸地主，是梁山义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目标。这一大片地方里，有上百个类似祝家庄但远比祝家庄小的恶霸地主的村寨据点，被梁山义军一一拔除。
  每次攻下一个恶霸地主的庄园后，就在当地村庄召开公审大会，让贫民百姓审判那个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及其家人，然后将恶霸和他的家人押往梁山劳改，将地主的租簿、契约全数烧毁，然后将恶霸地主的田地都分给他的佃户和其他少地的自耕农，力争每户的每人能分得十亩地。把田分为9等：每亩早晚两季产1200斤的为上上田，产1100斤的为上中田，产1000斤的为上下田，产900斤的为中上田，产800斤的为中中田，产700斤的为中下田，产600斤的为下上田，产500斤的为下中田，产400斤的为下下田。分配时以产量计算田亩，如上上田1亩可等于下下田3亩，并且要好坏田搭配，每家好坏田各一半。
  对于大部分名声不坏又安分守己的地主，卢俊义还是抱着团结统一战线的态度，收取他们四成的粮食收成，这个自然是比朝廷的二成要高，但卢俊义先派人说理土地兼并的害处搞得大家最后鱼死网破的道理，另外送给这些地主一定的经商机会，可以乘着梁山的海船出海贸易，另外这些地主的子弟愿意跟从梁山义军，必有优待。卢俊义收取地主四成粮食，他们收佃户就要多收，但是多收人家佃户们就不种他们的粮食去找梁山义军要土地，所以他们只能将收租定在六成，跟梁山齐平。
  剿除了一百多个恶霸地主，得了六百万贯的金银和四百多万石粮食，使得梁山大饱一顿。同时得了数百万田地，分给了数十万佃户贫民，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的第一步。
  梁山水泊岸边还有少量土地未分，梁山义军对最近立有战功的将士，都给予了一定土地的奖励，但规定只能自己雇佃户来种，如动用自己手下士兵耕作者，一律斩。(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