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使臣的记述里，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达练，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年轻时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变成了只喜欢听吉祥话。他尤其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嘉庆和喜塔腊氏结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断绝，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们，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砷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砷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当然，遗憾是永远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三省边防备览》）本非宜人类所居。但是，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入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但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之人。“携带家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对这些移民的估计，保守的是十余万，有人说有百余万。（《三省边防备览》）
  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当时尚残留的山区本不宜耕种，因为这些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土地贫瘠，且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劳动与收获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虽然艰难如此，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这说明大清王朝社会体制内的潜力挖掘到极限，仍然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了。
  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货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这种廉价的乌托邦，对于缺衣乏食的穷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报应，分毫不爽。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
  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的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有十万，花掉饷银已经有七千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掌握权力六十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野史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嘉庆帝和和砷入见。“砷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砷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砷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砷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砷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点评说：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事实上，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耗费了清王朝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军损失一、二品的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人。可以说，正是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结束。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正是在战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
  进入嘉庆三年（1798年）以来，太上皇的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常。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时，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长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做了“望捷”一诗，期盼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在遗诏中，他仍然念念不忘这最后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
  尾声 万劫不复的沉沦
  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彻底丧失了复兴的机会。
  太上皇帝之死使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近九十岁的老人去世，是意料中事。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这个人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在装傻还是真的胸无主见？他有没有领导国家的能力？他的执政方针和理念如何？人们对此充满好奇。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砷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五，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疏，举报和砷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砷，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砷自尽。
  嘉庆之所以如此迅速除掉和砷，更多的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砷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砷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盛的一个标志。
  在和砷主政下，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洋洋地举办传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应该说，诛和砷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削剥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砷。”“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砷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砷抓起。
  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诛和砷的根本目的是扼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砷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1799年（嘉庆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剑桥中国晚清史》）
  借诛和砷的东风，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国兴起，一大批贪官被揭露出来，受到严惩：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云贵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台胡齐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嘉庆皇帝。自从嘉庆元年白莲教徒首举义旗以来，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已经燃遍烽火，二十多个州县被义军控制。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嘉庆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嘉庆非常清楚，导致军事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贪污腐败。川楚军营的黑暗、腐败在嘉庆亲政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有多少支多少。
  和砷一倒，嘉庆就立刻传谕诸将领：“从前带兵大员，皆以和砷为可恃，迎合钻营，虚报功级，坐冒空粮，不一而足。今和砷已经拿办，伊等失其所恃，惟当以国事重，奋发有为。”
  皇帝可不仅仅是吓唬人。亲政不久，皇帝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
  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前提下，嘉庆帝对军队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首先，他把镇压白莲教的数股军队统一到一起，归为五省经略大臣指挥，节制川、陕、楚、甘、豫五省军务，从此，军事指挥大权得到统一。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1802年）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两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取得了胜利，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新政，终于结出了鲜艳的果子。
  乾隆晚年以来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漫天的腐败乌云中终于裂开了一线青天，郁闷了许久的大清臣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新皇帝亲政三年以来，他们对大清王朝的信心慢慢恢复。这个有胆有识的新皇帝，看来完全有能力力挽乾隆晚年以来的衰颓之势，使大清走出后全盛时代的迷茫期，重回向上轨道。
  带着初政成功的喜悦和自得，嘉庆七年秋，皇帝骑着骏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了坝上。小时候，他曾经多次随着父皇来这里围猎，古木参天的茂密森林，万人围猎的壮观气势，猎虎斗熊的紧张气氛，让他一直魂牵梦绕。因此，在镇压白莲教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马上把“木兰秋狝”提上了议事日程。圣祖康熙开创的这个旨在联系外藩、保持武备的传统活动，在自己即位后还一直没有来得及举行。今天，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了。
  然而，离木兰围场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异样。这还是他记忆中的围场吗？围场周围的木栅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围场里参天的古木不见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个个惊心的伤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纵横着运木大车的车辙，有的地方因为车辆过频，俨然成了光秃秃的大路。处处是盗木者搭建的窝棚，地上经常出现燃剩的树枝，有的还冒着微弱的青烟。很显然，这是盗木者们生火做饭的痕迹。皇帝后来回忆他感觉到的震惊说：“百余年秋狝围场，竟与盛京、高丽沟私置木厂无异。”皇家猎场，居然成了盗木贩子任意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
  修养极佳的皇帝没有立刻发火。他强抑怒火，按着父皇行围的路线，带领一万骑兵中规中矩地打了一天的猎。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动物更是数以十百计。可是他奔波了一整天，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术不高明，也不是骑兵们不听指挥，而是猎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场破坏，猎物逃散；另一方面，盗猎者趁皇帝不来的这些年，一直在与皇帝分享这个皇家猎场。十分之九的麋鹿生獐等物，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
  回到热河行宫，皇帝按旧例，把这两只狍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后楼祖宗御像前。过去，这座宽达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会摆上十多只野兽，而今，却孤零零只摆着一只小小的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会是什么感想？皇帝感觉自己脸上一阵阵燥热。
  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毕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朝政的败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从努尔哈赤到乾隆，谁的治下会发生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复旧日的辉煌，看来不是一日两日之功。
  皇帝第二天停止了行围，开始彻查围场管理失职之事。以内务府有关官员庆杰、阿尔塔为首的十数名官员被处以降职、罚俸等惩罚。
  这仅仅是无数让皇帝惊讶的事情中的第一件，还有更大的意外在后面等着他。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圆明园起驾回宫办事。皇帝的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直奔皇帝的御轿，手里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发仓促，皇帝身边庞大的扈从部队居然没有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亲王绵恩下意识往前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这才一拥而上，拿获了这名男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案也屈指可数。按常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凶杀案。一个庞大的审问集团立刻组成，要揪出这个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种酷刑都用尽了，审问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原来，这个案子还真是十分简单，背后没有任何主使。凶手陈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业人员，他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岁的瘫痪岳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找不到生计，受尽欺凌，遂对社会产生仇恨。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宫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使他得以顺利潜伏进神武门西厢房里，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这一行刺案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包括皇家守护部队军纪在内的官僚体系的政务废弛，已经到了直接威胁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个，失业者的大批出现，说明社会已经无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长。百姓的生计问题，成了威胁大清朝稳定的根本政治问题。
  成功平定白莲教的兴奋，因为这两桩意外事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政以来，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场上。现在当他终于有时间细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帝国躯体上的一个疮口，大清王朝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虽然杀了和砷，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砷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砷，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白莲教军报刚刚从他的案头搬走，数不清的贪污案卷又已堆满了他的书桌。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1805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乾隆朝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1811年），达到了3.5亿。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数十年来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的以数百万计的无业流民，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四分之三。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都出现了。虽然朝廷规定不加赋，各地政府却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赋比正税要多出数倍、十数倍。各地百姓上访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州县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民与官斗，永远是输家。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民众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则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变”。
  责任心极强的嘉庆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1802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骂不怕，打不醒。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1805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中，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们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在东巡后写了一篇《守成论》，其中谈到了“改革”问题。他说，近来屡有官员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为祖制旧法已经不适于用，要求全面更新。皇帝说，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思想倾向。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种子。“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他在东巡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宣布“守成”思想，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嘉庆自信耐心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
  皇帝说，现在的大清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制度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执行得不好。“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把列祖列宗关于“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在贯彻规章制度时加入自己的私欲，致使政策变了样、走了形。
  皇帝说，虽然大清现在抚有四海，国力强大，但是祖先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丢。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经常想想现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创业时多少倍，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制度的所有动力。
  凡事物极必反，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问题。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18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起的全球化之车，主动打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但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皇帝说，“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们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咸丰年间，大臣张集馨与咸丰皇帝纵谈乾隆年间事，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咸丰说，“老辈督抚要钱厉害”。意思是说，乾隆年间的方面大臣都很腐败。张集馨却认为，乾隆年间，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今则督抚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嘉庆时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的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