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女书记 第39节
作者:
米迦乐 更新:2023-04-16 18:27 字数:5359
“这叫‘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懂不懂?”
“太小心了吧?我就是做一点最基本的工作,稍微高深一点的也轮不到我们学生参与啊。”
“嗯,我会注意的,你要是不想继续待在档案室了,我给你找点别的事做。”
“到时候再说吧,我先把手里这个案子做完。”
同寝但没有同住过的室友吴婧是中文系的,她也是个积极分子,也刚交了入党申请书。她所在的中文系也给她安排了找档案的活儿。
这天下午,吃过晚饭,宗齐光去打篮球了,姜明光回寝室看看。不能说大学四年连室友的脸都对不上吧。
吴婧来开了门,姜明光惊讶的问:“你怎么哭了?”
再一看,吴婧和其他几个女孩都眼圈红红的,她更奇怪了,“出什么事了吗?”
吴婧勉强一笑,“没有。”小心的关好门。“我们正在——正在看一份档案。”
“谁的?”吴婧一说她就明白了,别说,那些右|派里真的很多下场极惨,不知道怎么死的,也不知道死后怎么处理的遗体。
“你看看吧。”吴婧塞给她一个作业本。
档案肯定不能随便带出来,吴婧便用作业本手抄出来。
这位学长是个女生,出生于1932年,亲舅舅参加革命很早,曾任江省的我党负责人,牺牲的也很早,1927年死于“四一二事变”,尸首沉在长江,再也找寻不到;母亲在解放前是少有的女性企业家,暗中帮助地下党,捐钱捐物捐药;父亲留学英国,回国后担任过一些国民党政府的职务,也曾经帮助过一些我党地下工作者;学长也能算是个富二代,白富美,接受过极好的教育,15岁就瞒着父母为组织工作,可以说觉悟很高。
手抄档案中有不少同学师长对其的评价,称其“娴静似娇花流水,行动似弱柳迎风……”,又称其为“燕园林妹妹”。学长原本随父姓彭,解放后毅然跟不够进步的父亲决裂,去掉父姓,改“彭令昭”为“林昭”。
同学的描述可能也说明林昭的身体并不好,并且素有才华,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跟林黛玉“碰瓷”的。
林昭1954年以江省文科第一考进圆明园职业技术学院,填报志愿中国语言文学系,成了中文系才女。她的志向是成为当代最优秀的记者,选择了新闻专业(当时新闻跟中文还没有分开)。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57年5月底的一天。
有人贴出了本校第一张大字报,因而成为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东大门外的马路上成了一个群情激昂的场所,林昭跳上桌子,问出来:“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现场群众记下林昭的一言一行,当时有人质问:“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林昭问:“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接着她又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们为了她的敢说而静默。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这位勇敢说出“刀在口上之日”的学长,在这天晚上写下了“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的日记。
之后,更说出了“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这样的“真话”。
在特殊年代,说真话的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怕的事儿啊!
档案很厚,以至于吴婧抄了整整一本作业本。其中收录林昭的“罪状”,很多日记,群众的检举信和“划清界限”的公开信等等。
客观的说,学长很天真,换个人很可能就认罪了,但她从不曾认罪,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对呀,说真话怎么成了“错误”呢?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
1960年,林昭因某事被捕,她的父亲当时是“历史fan革命”,已经跟她母亲离婚,在街道接受群众监督改造,靠糊火柴盒为生,听闻爱女入狱,几天后自杀身亡。
数年后,林昭死后,其母精神崩溃,流浪街头,最后死在沪城街头。
平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是时代的悲剧。以林昭的文化素养和见识,做新闻记者会是一个“敢说真话”的记者,成为学者也会是个认真的学者,一定会在新闻界或历史、文学界有姓名。
女孩子们哭得稀里哗啦,为学长感到惋惜和不平。
但斯人已逝,我们能做什么呢?
吴婧说:“学长是榜样,过去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只希望国家的未来越来越好!”
姜明光深表赞同,“错误是很可惜,但正因为错过,现在才更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再次犯错。我相信国家是会越来越好的,人民会越来越富裕,国家会越来越强大。这一点一滴需要人去做,不做,就永远不会改变和改善。”
“你说的很对。”另一个女孩说。
“我觉着一个人的力量太少也太小了。”又一个女孩说。
“一个人的力量是小,但无数个你我、无数个林昭便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来我们不管做什么职业,都是在为这个‘力量’做出贡献。”吴婧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也不要轻视自己,女孩子一样能够做出大事业!”
吴婧跟学长很像,也很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并不是贬义词,相反,“理想主义”才是人类的“灵魂之光”。
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宗齐光说:“吴婧可比你进步多了。”
“哎呀!怎么地?”捶他一下,“我还不够有觉悟呀?”
“有有有,有觉悟的很!哎,你要不要进校刊编辑部?”
“校刊?哪一本?”有好几本校刊呢,有学校党支部主办的,有学校共青团委主办的,也有院系自己主办的院刊,但一般都叫“校刊”。
“《燕园》。”
“你可以啊,进了学生会,变成有权阶级了。”本科生不到8000人,是因为正常招生这才是第三年。
宗齐光嘿嘿一笑,“没有没有,我刚进去,说话不响,不过你要进校刊还是没问题的。”
“我才大一,现在去校刊是不是太‘资浅’了?”
“你笨了吧?我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恢复高考后的这一批学生,大多数都志向高远。进了大学就等于有了铁饭碗是生存需要,跟远大志向并没有冲突,媒体上、大学中,热烈讨论的也都是“我们要往哪里去”的宏大论题。
特殊时期打乱了国家发展的步伐,导致经济倒退,闭关锁国,对外形象也相当糟糕。
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时代。
经过3年的讨论(76年到79年),当代大学生们已经基本认可了要从基础抓起,要从基层做起的路线。除了普通大学的基础学科之外,师范类院校是几乎所有省市考生最青睐的学校,进了师范院校,国家全包,师范生甚至还能省下生活费寄回家。
“教育为先”是中国人的共识,只要能让孩子读书,稍微有点脑子的家长都会尽量支持孩子求学——女孩子除外。
吴婧认为应该从基层抓起,要让学校挨家挨户去跟失学儿童的父母谈话,免收少收学杂费,尤其是女孩子。
吴婧也是城里孩子,实际也没有真的下乡体验过。
“你要知道那些家长的想法,懂得要让孩子上学的家长就已经算是有点文化了,我国的文盲率还是很高的,30岁的文盲大概——有10%?”姜明光不确定的说。特殊时期也导致基层工作很难做,很多统计数据都没有,比如文盲率,比如识字率。
识字率的标准其实很低,国际通用的“识字”的定义是“15岁以上合法劳动人口能读写本国官方语言”,识字率顾名思义统计的就是该国能够“读写官方语言”的人数,识字率反应的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初,识字率只有10%,文盲率高达80%以上。
中文由于是象形文字,有识字和书写的双重难度,跟字母语言相比,难度大增,计算识字的标准也是全球最高。
“很简单的事情,读了书就好找工作,文盲谁要呢?就是去当个跑堂的,你连菜名都不认识,你也做不了这份工作呀。”吴婧说。
作者有话说:
林昭的具体事情有兴趣的可自行搜索。
本作者绝对拥护我党,所有关于我党的内容全部正面积极向上。由于晋江不让写我党全名,只能简称。
第41章
“道理我都懂,但实际基层做工作很难。那些人会觉得让十几岁的孩子在家里做事比上学好。”
吴婧皱眉,“愚昧无知!”
“对呀!”姜明光笑了,“没有知识可不就是‘无知’吗?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一点也没错。就说最基本的,为什么我国现在失业人口这么多,除了经济不发达导致就业机会不多之外,学历普遍偏低不也是原因之一吗?要是都是大学生或者至少高中生,自己又不太懒或者蠢,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现在国家支持搞活经济,没有学历找不到好工作,摆个早点摊也行的,一样是为人民服务,赚的还不少呢!”
吴婧叹气,“还是应该多读书,降低失学率。”
“可是就学率也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事情,还是一个由上而下并且又还是由下而上的系统的问题。你得让农民有地种、有钱吃饭、有余钱能让孩子上学,而不是让孩子待在家里做事。还必须改变陈旧的传宗接代的观念,大力推行‘男女都一样’,鼓励女孩就学。”
吴婧深有感触,“能读书的女孩子太少了。高中女生很少,即使在长安这样的大城市。”
“是啊,女孩太难了,女孩的失学率比男孩高,很多家庭顶多让女孩上到初中毕业。这些女孩能干什么呢?进工厂?可工厂的岗位是有限的,有人退休才有岗位空缺。”
“你这么说的话,似乎从上到下都做的不太好,我们缺少学校,缺少老师,缺少学生,缺少工作岗位。”
“今年是建国30周年,要是能正常进行基础建设,30年怎么都能建设的不错了。”
吴婧默然:是啊,到底是为什么基础建设几乎停顿了呢?建国30年了,实际真正搞基础建设的年头只有10年。
姜明光又说:“不过问题也有两面性,我们正好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可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建设时代。咱们可以用20年的时间来弥补之前的损失,要追上这20年的损失,必须要更快更好的发展。”
吴婧笑着说:“怎么什么到你嘴里都会变得更好?你真是乐观。”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已,时代在进步嘛,世界总体而言是越来越好的——怎么说呢?应该是越来越少的战争、越来越富裕的民众、越来越强大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性’。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只有20多年,而现在已经30多年没有全球性的战争了,以后也很难再发生全球性的战争,这就是进步。”
吴婧糊涂了,“这跟世界大战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战争只会导致经济下滑,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都很大。其实所有东西的本质到最后都是为了经济服务的,就说上学吧,盖学校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地方上学,从而增加了教师的工作岗位;建造学校会带动当地建筑业的发展,还会让很多建筑工人有工作;你有一所学校,附近就会有居民区,还会需要很多早点摊,居民、学生、建筑工人都需要早点摊,这也是工作岗位;学校附近还会需要文具店、书店等等;孩子们都能上学、上大学,大学毕业后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建设国家的同时也需要吃喝玩乐,结婚生孩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样样都需要花钱,这不就是经济吗?”
吴婧哈哈大笑,“怎么经济被你这么一说好像很简单。”
“‘治大国如烹小鲜’嘛,道理是一样的。”姜明光一挥手。
吴婧笑着摇摇头,“我不懂那么多大道理,我啊,以后有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就算是为社会主义祖国添砖加瓦了。”
“事业心”人人都有,要说谁不曾有什么远大理想,那不可能,目不识丁的文盲也知道有钱可以吃香喝辣,过上好日子。学历教育和知识水平并不划等号,但当然,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区别。绝大部分人也只是想让自己过的好一点,但“过得好”和“建设国家”也没有冲突,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过得好”,就是为建设国家添砖加瓦啦。
宗齐光不是很理解她为什么执着四合院,但理解她想花钱的需求,于是跟父母说了这事,又找了自己少年时的小伙伴问了一圈。
宗家搬过几次家,早先住在东交民巷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宗齐光出生后不久,四合院被收公,宗家搬去大杂院;宗齐光上小学后,住在西直门附近一个小区;几年后搬进地质部大院。
所以他的发小不少,阶层跨越大,从大杂院劳动阶级到部委大院官二代都有。
首都这会儿四合院不少,还有数千个,大多成了住了很多户人家的大杂院,少部分还给了原主人。
大杂院顾名思义,杂乱无章,乱搭乱建,不然怎么能住得下十几户人家呢。还给原主人之后,要花大力气才能整修如前,但修房子要钱,还要不少钱,有人就甩着不管。有工作的话,单位会分房子,可比乱七八糟的大杂院好多了。
有没有人想卖四合院?别说,还真有!
国庆节之后,首都的天气明显转凉,需要穿薄外套了。快到月底的一天,宗齐光带着姜明光去了安定门。
阜成门在首都西面,安定门在北面,距离故宫都不算远,安定门稍远一点,在地坛附近,阜成门附近则是月坛。
这时候首都也就住到三环,三环往外就算郊区了,二环内当然是好地方,治安又好,没有特别差的地带。
尤其姜明光想起来安定门外再往北,将来会是亚运村和奥运村,奥体中心也建在那附近,将来这一片会发展的很不错。
不过四合院本身不咋地。
因为是在安定门外快接近安贞桥了,已经在二环边上快到三环,在1979年来说算是比较偏僻,又是大杂院,没有修葺过,里面搭建的房间居然有一间倒塌了。
房东是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肤色黝黑,抽着“大前门”香烟。
“瞧着吧,就这房子,破得很!我也没时间来收拾,也没钱。不过这么大一房子呢,给少了,我也不愿意卖。”
发小说:“曾姨,最近怎么样?我陈叔身体好吗?”